学者、评论员对话中国足球问题:存在三次大的结构性断裂

【导读】近期,为2023年足球亚洲杯量身打造的北京工人体育场改复建工程钢结构施工顺利完成。但在5月14日,亚洲杯中国组委会突然宣布,原定于2023年中开赛的亚洲杯将易地举办,让众多球迷不胜遗憾。我国上一次举办亚洲杯,还是2004年。那一年,中国男足过关斩将、获取亚军,平了1984年新加坡亚洲杯的历史最好成绩。今年以来,随着世界杯预选赛的失利,中国足球进入空前困顿期。有评论认为,亚洲杯的易地举办,也给中国足球发展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

本文指出,青训是足球发展的根基,但是长期以来我国足球对青训投入不足,我们培养出来的球员大多数半成品,缺乏必要的文化素养与道德信仰。为扭转足球发展颓势,我们必须重视体教融合,打破人为干预,采取更加公平公开的选材机制,并构建与中国发展实际相匹配的创新性理论。

作者认为,中国足球应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广开渠道,即便出现鱼龙混杂也无妨,长此以往定有斩获。作者分析,近百年以来,中国足球先后经历欧美体系、苏联体系、准职业体系,其间还出现一段时间中断,可以说近百年来中国足球经历三次大的结构性断裂,这是中国足球发展不可忽视的历史前提,也意味着中国足球尚未真正走出“养伤”阶段。综合来看,中国足球面临的挑战,一是青训与足球人才培养困境,二是平衡国外经验与本土现状的困境,三是科技变革对足球现有规则的挑战,四是多元文化与爱国主义的融合困境。以上挑战,有待我们予以一一回应。

本文原载《体育科研》2020年第1期,原题为《青训、文化与风格:一场有关中国足球问题的对话》,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路云亭: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足球是一回事,中国足球可能是另一回事。很多中国人都知道,青训是本体,足球中的青训工作应当是最重要的工作,但是现在越来越少的人愿意为此投入精力、资金和时间。据我所知,国家的需要和社会力量投入不太匹配,尽管还有一些人关注中国足球的青训工作,但是青训周期很长,又有多少企业有耐心做这种事情?很多企业都喜欢做有明显短期效应的投资,不愿意长期投入到类似足球青训这样的项目中去。中国青训面临的问题不少。

董路:我最近一直在做青训方面的调研工作。其实,在中国足球青训营的工作很难开展,现在更是赔钱。但是,最关键还在于家长。孩子们在学习和训练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我们更多地是从竞技层面来考虑问题,最终选择以训练为主,所以孩子们的文化课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而文化课又是文化教育的基础,与此同时,除了文化课,虽然可能有一些职业梯队、足校还在象征性地开展文化教育,但在更深层次的培养方面出了问题。现在没有人关心这方面的事,因为专业体系下培养出来的青训教练懂得最多的是足球专业。脚弓传球,还是练短传配合,还是练身体力量,这些对于孩子们来讲可能只是足球专业。但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缺少文化课的补充,脱离社会、学校、家庭,又缺少各年龄段的心智培养、头脑的开发、信仰的养成和行为规范、品行的引导,这就造成了我们一代一代的足球运动员可能身高体壮、健步如飞,但是一旦在世界大赛上,对足球的认识和理解,对一个人为什么去踢足球,对这项事业的热爱,对祖国荣誉、责任的担当都缺失。

毛主席说过,有文化的军队才是打胜仗的军队。如果我们青训营里孩子在文化这方面有欠缺,就“打不了胜仗”,这是我们巨大的缺失,也是这些年青训工作出现的最大问题。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第一,我们不缺少教练,“八国联军”的教练都已经进入中国了,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他们在中国能拿到比在欧洲高很多倍的薪水。第二,我们那么多足球特色学校,那么多足球小镇,那么多社会球场,各地足球场的建设已经足够了。我们并不缺球场,当然要求孩子在四线城市也要有免费的球场来踢球,那就要求过高了。在主要城市里面,孩子想要练球,是有足够场地的,而且也不缺少资金,政府有拨款,各种学校也有足够的经费。各种教练能出国培训,各种外教来中国讲座、讲学,再加上各种培训班,可以说应有的都不缺。第三,足球理念上我们就更丰富了,像满汉全席一样,要西班牙的有西班牙的理念,要德国的有德国的理念。第四,中国踢球的孩子理论上也不缺,冰岛人口也就三十余万,他们青训的孩子,按百分之十算也就三万人,但人家能打进世界杯。而中国可能有成百万的孩子在练球,从绝对数量上讲,我们是不缺的。那么,为什么到现在中国足球还没有质的飞跃和变化?还得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问题上来。

(亚洲杯中国组委会14日发布公告宣布受疫情影响亚洲杯将异地举办,此前中国于2019年6月获得2023年亚足联亚洲杯举办权)

我们培养出来的足球运动员其实是半成品,这些半成品的球员缺乏头脑、思想,以及道德、信仰。在这基础上,再加上原有体制问题可能存在的一定的寻租空间,导致中国足球的确存在问题,凸显出文化水平不高带来的不良后果。不少人才就这样被埋没,而以权谋私等现象都一直存在。究其根本,一个国家的足球,坦白讲跟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社会发展现状、整体国民素质、人性心理是息息相关的。以前中国足球还处在亚洲不错的水平上,曾经打日本随便打,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人心比较单纯。中国现在的职业足球发展还很不完善,整个社会的文化评判标准、思想、思潮都和以前不一样,存在“一切向钱看”以及精致利己主义之类。这些文化和思潮与足球这个项目本身要求的牺牲精神、责任、担当、勇敢、义无反顾、信仰团结是矛盾的,足球领域中,很多优良的风气都逐渐淡化或消失了,这种情况与足球倡导的和谐、科学的宗旨相悖,所以如果把足球简单地实行社会化处理,一定会出问题。中国足球其实是对抗不了这些社会心理和行为的。

为什么徐根宝相对成功,是因为他把孩子从小集中到崇明岛上,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以自己的三观作为文化传输的内容,造就了一批看上去“与世隔绝”的孩子,这些孩子从思想、精神、专业的专注度上来说,要比那些在社会上的孩子们强得多。徐根宝执着于精神的追求和对足球的热爱。他在崇明岛上带出来的孩子,即便不说是满腹经纶,但是至少是有着不错的品行,有自己的梦想,还有“相依为命”的团结精神。徐根宝在这一阶段的工作是寂寞的,但最终在十几年后开花结果。社会上其他所谓青训、人才培养,很难弥补文化缺失问题,甚至一些人就不如徐根宝那么纯粹,于是很难带出好队员。徐根宝能在那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放弃上百万年薪的顶级职业队的执教机会,去岛上自己创业,我觉得他至少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对足球有这份热忱,而这种热情是可以传递给孩子们的。对他来说,足球是从娃娃抓起,但在我看来,中国的足球青训现在仍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思路。

我认为,首先体教必须结合。功夫在诗外,当一个人游览或游历了大江南北再坐下来写诗,和一个人只在后花园儿里踱步所写出的诗句,完全不一样,境界不一样。

其次,要打破人为的干预,发现、培养、推荐、使用足球人才,人才选拔要变得更加公开、公正、透明,要广开渠道,让真正有能力、有天赋的孩子能够走上更大的舞台展示自己,这是需要改变的。人才的发现、培养、使用,需要更多、更公开的渠道,而不仅只依靠于某一些人以某一种带有局限性的眼光决定事情,或者为了既得利益让某些孩子往上走,而那些真正有能力、有天赋的孩子,却因为这样、那样的限制,无法浮出水面。竞技体育最终还是要靠人才。人才不仅靠培养,还要发现、寻找和最终的引导,要给予人才必需的成长空间,而不仅是教他怎么去成长。

再次,体教结合和公平的选拔机制仅是个基础,足球人才的培养还需要国际视野,如果一直在落后的环境里面,永远都培养不出真正先进的足球人才。必须不断地去跟国外的先进的足球去接轨,在不断地向先进、发达的足球国家学习的过程中挑战、完善自己,让孩子接受这样的一种磨练。假如孩子5岁就登台演唱,到他25岁时演唱得就很娴熟了。

最后,我们需要在理论上给予中国青训更多具有建设性和创新性的理论,不能全部照搬、照抄外国过去的东西。无论是中国革命的成功,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无一不是先进的思想和中国社会实践的结合,但中国足球这个领域的情况则完全相反,一些人要么固守自己的传统思维,要么完全西化。这是两个极端,也是现在青训所存在的问题。中国的足球青训到底应该怎么搞,中国的孩子到底应该怎么踢球,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因为没有人在这方面进行深刻的思考。

路云亭:现在日本和韩国的足球青训已经很成熟,日本的中学生足球联赛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国是个大国,各地发展不均衡,足球的风格差异也很大,中国各地足球的风格很难统一,其实也未必需要绝对统一,但在国家队层面则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组装程序。

董路:我们应该向日本足球学习什么,有的人简简单单地认为应该向日本学习传控,学习所谓团队打法,但这其实是错的。我们要真正应向日本学习的,是日本结合本国实际,结合足球先进国家的理念,孜孜以求寻找符合自己道路的这种理念。并不是说日本做什么,我们就应跟着去做什么,因为你跟着做就永远只跟在人家后面。所以,我觉得足球中普世的东西,恰恰是民族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踢出的足球,应该是与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人种、身体特点等方方面面高度契合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自己的风格。就像二人转演员穿着西服是很别扭的,唱美声的穿裤衩也很别扭。要找到自己的“style”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因为中国地域比较广阔,足球风格是挺难统一的。日本足球风格较好统一,按照一个大纲从上到下,从小学队到国家队打法都是一样的也行。而中国存在的问题就很多,中国足球整体基础薄弱,日本的高中联赛已经有九十届了,我们还在搞所谓的职业联赛的时候可能人家已经有全国高中联赛了。不要小看日本人的足球,日本足球是有一定文化积淀的,而中国只有一些地方可能足球文化相对来讲比较厚重,比如上海、大连、广州,因为这些城市是沿海城市,当年很多西方的海员、船员还有些教会把足球带到了中国,足球就开始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并形成相应的流派,像大连足球讲究身体、力量,广州足球讲究细腻。但现在中国足球风格越来越趋同了,因为越来越受外教思想的影响,所以地方特点就不突出了。我觉得应该发挥中国人的特色,和西方人、日本人、韩国人相比,我认为中国人更“灵活”。这种灵活不仅仅是身体的灵活,也包括脑筋的灵活。我认为中国人聪明,但必须要开发这种聪明。

中国人在困难的时候一起扛一件事情是容易的,但在事情发展顺遂的时候,想要中国人共同发挥创造力,反而有点难,因为人的意愿可能不够统一,要统一就要强化管理。中国足球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也是个老问题。带领中国革命能获得胜利是基于灵活机动的、审时度势的、结合自身的、针对对手特点的战略战术。这个战略思想如果投射到足球场上,就是防守反击。

同志进行改革开放,最了不起的就是打破平均主义。投射到现如今的中国足球上,就是应该广开渠道。老有人批评说开饭馆儿的都要做青训了,我要说,为什么开饭馆儿的就不行?许家印是做足球的吗?这就是中国所谓专业人士在认识上的极大局限。中国足球就应该广开渠道,鱼龙混杂也没关系。因为任何事物在发展的最初阶段一定是鱼龙混杂的,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假货也是横行的,后来逐渐地变成了一种规范的市场行为,都要有这个过程的。所以我认为,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特点,即特殊性,我们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足球发展道路。遗憾的是,我们有很多人宁可只去研究国外足球的某一种风格,很多人每天都在挥汗如雨,但是却没将足够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去论证中国人应该踢什么样的足球,去论证中国人踢足球真正的优势在哪里,去论证我们现在所发展的这些方向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从成绩角度来讲,现在的足球发展方向肯定是不对的,再好的方法没有拿到成绩,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就证明了你走的路是偏的、是歪的。那么怎么去弥补,这实际上是更高层级的一个命题。徐根宝搞青训有现实意义,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都找一个岛,然后把孩子放在那儿,徐根宝青训实践的最大现实意义还是它的教育功能。

再说精英的成长问题,徐根宝的队员是从二千多个孩子里选的,他们就是精英。徐根宝不是留下所有的孩子,他是全国选拔然后集中。但徐根宝的做法也有局限性,他带的孩子处在成长过程中,和这个世界脱离会给孩子的道德培养带来一定的局限。徐根宝的确让这些孩子的整体道德水平达到一个中上线,但是也许会有更新、更好的模式。他对现在的中国足球最大的启示是我们要做出精英足球,然后要用文化去武装孩子。我们能够比徐根宝做得更好的依据是我们与世界更近,有更好的、更先进的、更丰富的方法完成中西足球教育的结合,这是我们未来超越徐根宝的有利条件。坦白讲,徐根宝所培养的孩子并没有让中国队打进世界杯,只是让上港拿到了联赛冠军,之前的许家印也拿了冠军,所以都不用过度渲染。但是,徐根宝所培养的孩子成才率还是比较高的,那就说明他还是拥有自己相对比较独特的文化,相对来讲,他那些孩子都是比较正直的。

路云亭:足球的本体还是人,人是足球运动中的主动力。我们原先的足球主导力量来自社会,而非政府,属于一种民间足球或者自然足球,基本与欧美接轨;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现了专业队体制;随后在1994年出现了准职业足球体制;中间还有一段的中断现象,等于在一个世纪内出现了4种足球体系。其中的间隔性力量分别来自苏联理念、准职业理念以及难以避免的足球贪腐案,由此也形成了中国足球的3次断裂,结果导致中国足球人的思想变得几乎难以适应任何环境。以前中国足球曾经有个体师徒的传帮带的制度,这样做会建立起很好的师徒关系,但是后来这种关系就很淡漠了,师徒制度也变得不严格,也不太纯了,尤其它的内涵,几乎见不到了。

董路:感恩是做人最基本的东西,最基本的东西都不具备,那么在关键时刻你怎么能够豁出去,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去舍生忘死?

路云亭:有一次,一位《解放日报》的资深记者讲了个故事,他说德国人蛮单纯的,慕尼黑这个城市就只有3种内容,它周围都是黑森林,基本上不怎么开发,然后就是高科技和足球。人生活得很简单,思想也非常单纯,就喝点啤酒,吃点牛肉,到晚上9点以后街上都没人了,他们就是踢踢球、做做高科技,森林放在那儿一动不动。相比较而言,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太复杂了?

董路:简单的生活固然使人相对比较专注、思想比较集中,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纷繁复杂的生活则能让孩子去感知不同的事物,然后再大浪淘沙,经历磨练、洗礼的人,最终能够成长起来。所以我倒认为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们的一切是处在一个教育的体系之内,如果面对的情况更复杂,我们就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教育人。其他国家相对来讲“单纯”,或者它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风气了,比如说在日本,不用教育孩子如何懂礼貌,因为孩子从小就这么熏陶出来了,任何人都没有必要再去跟孩子讲这个东西了。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得教会孩子去感谢,还有像吃饭不能大声说话,训练要把装备码齐等。这些在日韩不用教,但我们的孩子可能还不太会,或者说还不太习惯这样做。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三者的教育功能其实都没有完全发挥。正因如此,教育将会在我们的足球里面起到最大的作用,因为中国足球最缺教育。最缺的,现在又最忽略,那最后中国足球肯定没有全面发展的可能。

路云亭:我刚做过“道德的竞争力”的讲座,青训营的道德建设也很重要,现在一些踢足球的孩子大多受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为国家、集体、他人服务乃至献身的意识不如前几代球员强了。

董路:这种意识现在的确比较淡薄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可能还可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念已经没有了,现在“一切向钱看”是社会的一个思潮,还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以前还有“社会主义向阳院”,这家做的菜可能会端给对家,现在对门住的是什么人你都不认识。再加上现在社会的价值标准也不一样了,你看热搜全都是明星的八卦和绯闻。青少年就会以此为导向,由此缺失很多东西,而越缺的东西越不补,就会有恶性循环。

路云亭:还要从传承有序的角度切入话题。欧美国家的足球发展了一百多年,发展的机制统一、肌理完整、理念一以贯之,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形态的断裂现象,中国足球有至少3次断裂,而每一次的裂变都有阵痛,现在基本上还处在“养伤”阶段,短时间内很难有恢复健康的可能。我认为中国的球迷应该有信心,但更应该有耐心。等中国足球三四十年,让它休养生息,也是应该的,或许也是必须的。我在1992年写过《中国足球的十大短缺》,这不已经过了27年了吗?中国足球还是这个样子,甚至比当年的成绩还要差。所以说,再等30年甚至50年,也很正常。

董路:比如说在英国,各个俱乐部还是主导,因为英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完整的青训体系和竞赛体系,所以,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孩子8岁时,根据就近原则,100公里之内可以选择一家业余俱乐部接受培训,此后还有精英队提供相对专业的训练。孩子从9岁至12岁期间,可以参加各种体系的竞赛,水平继续提高可以到更高层级的俱乐部,孩子在16岁之前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只要遵循相关的法律规定,如一个礼拜不能多于一定时间的训练。如果按照英国的法律,那中国有一半的青训人都得进监狱。我们青训的科学性也没有人家那么系统,法律支撑、经验积累也没有人家那么系统,现在基本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据我了解,大连一个8岁的孩子,平常一天练习4个小时,周末练习7个小时,这就是过度开发,等孩子10岁打出好成绩,再整体出售给一个职业俱乐部。俱乐部就是发单子,你帮我做青训,我给你钱,我自己不动,省力也能省点儿钱。俱乐部自己建学校,买地、招人、找教练,是挺费劲的,所以俱乐部就整体收购球员。

路云亭:从2015年定下来足球改革之后,对足球界应该算是福音。对这个政策的执行过程以及它的前景,作为业界人士你怎么看?

董路:现在国家高层很重视足球,这也是个必然的趋势。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能够惠及每一个人的时候,或者说,当某一些因素还很难将人统一的时候,你会发现,足球是一个信仰。

路云亭:我看到西方的体育社会学家讲,足球是一种宗教,是一种巨大而值得信赖的信仰对象。当然,那是一个高端的境界。足球还有形而下的内涵,具体来说,很多中国人更青睐南美球风。中国人的身体也更近似南美人,很多年前就有人这样讲,但是,现在中国足球人还在徘徊。另一方面,南美足球也在相对衰落。中国的足球所参考的对象也在变化。

董路:足球有它的发展规律。足球首先是基于天然的热爱,然后进入有组织的形态,最终更高阶层的还是一种个性和天赋的释放。所以我觉得,南美足球最开始是它的野性、纯天然的东西,再结合当地的人种和文化,造就了很多球星。但是,这些球星在当地却得不到高水平的组织化对待,或缺少一种商业精神的梳理,得不到规范化的成长路径,那么他的价值体现就会打折扣。所以南美的球星要去欧洲,进入到一个规范的市场,并且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舞台,最终站稳脚跟,融入到欧洲的足球体系里面,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但足球要想获得终极的发展,还是要靠那些真正具有巨大天赋的人,他们能够成为整体当中那颗最亮的星,所以才有了南美已成为欧洲足球或者世界足球天才的发祥地的说法。南美球员通过欧洲足球的整体的提升,个体才体现出最大的价值。所以,所谓南美足球的衰落更重要的其实是更多的南美球员到欧洲的俱乐部,本国联赛的水准在下降。南美的国家队一旦有需求,将这些好的队员临时抽调回来,再组成队伍的时候,其实统一性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因为球员在不同的球队可能踢不同的位置,也有不同的打法,回国家队后只经过短期集训,这就没有在欧洲时那么匹配,所以这也是一种必然性吧。但是南美足球也在整体地欧化,越来越多的南美球队,像巴西有时候打的也是防守反击,并不是那种完全的个人主义,也打整体足球。所以整体足球是一个基本的方向,但是拥有更多球星的球队能够走到最后。

路云亭:足球有南美的个人英雄式风格,也有欧洲以传控为主的集体主义风格,看来今后可能以后者为主导了。但是,不管南美风还是欧洲风,传控打法则是一向不变的。传控打法只有微调的空间,不会消失。

董路:传控足球似乎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拿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来说,控球率非常之高的德国、西班牙,包括技术流打法的克罗地亚都没有走到最后。最后夺得冠军的法国队拥有多位天才球员,甚至可以说法国是世界范围选材,因为法国很多都是移民。这也充分表明,在国家队这个层面上,由于它是短期集训,更加务实的战术可能会在杯赛上取得更好的成绩。但作为联赛就不一样了,联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30多场比赛,球队打法可能会持之以恒,持续地发挥效应。而在国家队,在世界杯,5场球、6场球、7场球那个时候,相对务实的打法就很吃香,稳住阵脚,利用像姆巴佩、格列兹曼等这种球星打反击,利用定位球,效果会更好一些。

另外从足球的发展角度来讲,因为防守变得更加的稳固,所以运动战的进球变得越来越难,除非你有球星。定位球的得分率已经变得更高了,因为定位球是可以做数据分析,是可以提前演练的,主动性更强,对手不知道你要用什么角度,打到哪个点,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秘密训练。在定位球的瞬间,对手对比赛的阅读会比阵地防守的时候难得多,这也是个趋势。越来越多球队的整体攻防的节奏会变得越来越快,所以未来足球,前30分钟可能比的不是足球,而是比谁能跑,在高速的转换过程当中,那些体能稍微弱一点的会出现更多的漏洞。所以,现代足球发展到最后,其实创造机会和对方给你机会是一样重要的。更多的得分是因为对手的失误给你机会,而你能把握住。

路云亭:相对而言,以前的中国队最怵的反倒是冲击力强的球队,欧洲力量型球队就利用长传冲吊反复冲锋,那个时候的中国队在上半场可能还能抗一抗,但到了下半场就顶不住了。但是你看,巴西队不怎么怕欧洲球队的冲击,所以一直有中国学巴西的说法。日韩其实并没有学巴西,日本可能还有一点,但日韩打的都是整体足球,并非南美风。这次亚洲在俄罗斯世界杯上表现还是很好的,更令人惊叹的是,韩国还2:0打败了上届冠军德国队,而且日本打比利时曾2:0领先,展示出了非常精妙的传控能力,有人就一直担忧,现在我们和日韩是不是差距越来越大?我看到的日韩足球都是真正的整体足球,这恐怕也是中国足球发展的方向。

董路:日韩学的是欧洲风,两个国家都有不少球员在欧洲球队踢球。俄罗斯世界杯上的情况很明显,表面上看是日本和韩国的球队在打,仔细一分析却不是这样,其实是一些在欧洲球队踢球的日韩球员带领着一些本土球员在打。所以,在欧洲经历了高水平联赛洗礼的这些日韩球员,本身的能力、特点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和强化。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当弱队对上强队的时候,如果有相对正确的战略、战术时,便会发挥出更大的效益。日本足球也是脱离了以往的所谓的传控。面对比利时,日本发现它只能处在弱者地位,所以反击会变得更加犀利,韩国敢于碰强队,因为他们打防守反击也有一套。从人种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欧洲人强壮的身体,和南美人也不一样,没有南美人奔放的性格,也没有灵活的脚下生花的技术,我们应当在夹缝中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道路,那么第一就是发挥自身特长,头脑、灵活性、速度,另外一个就是顽强的精神斗志,像韩国和日本都有这种特点。还有就是战略战术。现代足球越来越接近现代战争,在战争的发展过程中,战略战术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足球更适合打防反,首先要做到的是相对稳固的防守,然后利用自己快速敏捷的特点来攻击这些欧洲球队,才能取得胜利。

路云亭:对,当时比利时没把日本队放在眼里,后来被进两球了才玩真的。日本也承认,他们吃了身体上的亏。我们也是,在身体方面,如果我们不解决技战术难题,到时候还是没有太多的办法。足球发展与爱国主义

董路:中国足球发展到今天,其实遇到了瓶颈。我认为,和几十年前的足球相比,现代的训练手段、医疗恢复、高科技的运用,会使得每一个场上的队员跑得更快、判断更准、身体更强壮、伤病更少、整体感更强。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球场是在变小了,因为每个人的覆盖面积大了,单位时间移动的距离长了,功率大了。你会发现,在体育运动当中,比如说篮球、水球、手球,除了隔网的排球之外,如果场地小,人均占有面积小,那么这个项目的打法基本上都是防守反击。篮球进攻之后马上落位防守,手球也是落位防守,水球就更不用说了,对方门将一旦得到球,我方队员马上先往回游,占好位置。而足球原来场地大,有的时候回不来,或者阵型变得松散,就会有对攻的场面。但是随着各个队伍个体能力越来越强,人均单位时间占有的面积越来越小,足球正在无限接近于篮球的战术,得防守者得天下。虽然有的篮球队间或会有全场紧逼,但这种战术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使用,大多数情况下肯定都是二三联防或者是盯人防守,我认为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未来的足球的发展,我认为只有两条道路:第一,加大场地;第二,加大球门。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足球风格的多样性,才能够“回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但百余年来,足球规则变化很小,相对保守,除非有一天,当它的战术太单一,比赛不好看了,才会有真正变革的可能。我想足球未来的发展也会借鉴其他球类项目发展的经验。我认为VAR是必然的,因为几十年来,足球比赛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快了,但是作为一个人,作为裁判来讲,眼睛还是肉眼,不可能说50年后的人就比以前的人反应更快,看到得更多,其实恰恰相反,可能更慢,所以裁判需要有科技的辅助。这都是社会发展、科技发展以及人的机能的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要想确保足球的魅力,有可能需要一些改变。

路云亭:去年就有人问我,综合格斗和武术谁厉害?我说,都不厉害,仅仅是规则厉害。规则让谁赢谁就赢。浪里白条可以在水里赢黑旋风,李逵也可以在陆地上打败张顺,谁厉害?很明显,规则。规则可以改变一个运动的整体性质。足球的规则可使它极富魅力,也可使它变得平庸。规则的上线是法哲学,是一切现代体育项目的核心动力。往大里说,近代文明乃至人类现代性的基石便是规则,足球也是一样。

董路:那一定是。我曾在十几年前就说,如果不改变,那么点球和越位最终会杀死足球。因为肉眼判断越来越难了,裁判瞬间作出准确的判断越来越难。当一个项目不断地因为裁判的、并非人为因素的错判或者漏判,使得一个队很多的努力付之东流,很多情感的投入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那么这个运动肯定是长久不了的。还好VAR的引入,至少从越位的角度来讲,它几乎是百分百准确的。至于说点球、手球的判罚,有可能因为这个辅助系统变得更准确。虽然说规则没根本性改变,但是因为有科技的辅助,规则也算有一些变化。

路云亭:我的《表演的异化:足球的观剧效应》其实只说了三句话,我认为传统的演艺模式都在不同程度地退化、萎缩,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表演是生物的进化,而能够和生物进化的宏大表演相媲美的只有足球。足球是废除掉人的手臂霸权功能的一种特殊的运动项目。足球的手脚分工和人的自然进化相反,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倒置趋向。废除掉人的手臂的精确操作功能后,人的手臂就会变成翅膀,而人仍旧不会飞翔,于是赛场上的足球人就如同一种飞奔中的鸟,他的手臂就像一双平衡器具。足球人的脚既是运载、运输器具,还是精确操作器具,足球人的脚学习的是章鱼、蜘蛛、墨鱼之类,而足球中有头球,换句话说,足球是唯一一种将头部作为进攻性武器的体育项目,自然界中只有野牛、野羊、野鹿等秉承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我认为足球更像一种特殊的杂技,其中有助力进化论的能量,也有抗拒退化论的意义,还有重新假定进化错位论的意义。

董路:足球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项目,就像您说的,原来以为脚只是用来走路和跑步,所以脚下生花会给人带来很奇妙的感觉。另外一个,足球比较难于控制,正因如此,踢出精准的球的时候,它就更加赏心悦目。再加上足球本身确实是有足够的偶然性,人们有时候会期待着“屌丝逆袭”或者以弱胜强,这是励志的根源,一个强者是不可能励志的,只能是弱者胜强者才是励志的。足球这个运动恰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路云亭:新经济主义时代到来后,人们获得一种自己挣钱自己花的权益,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是社会发展的常识、常态。与此同时,很多球员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滑坡。我知道一位中超的替补队员,他年薪在人民币500万到700万之间,一年不打一场球,钱也能到手,我算了一下,他就这么歇着,一天也可以挣到2万元人民币,他到国家队也当替补,每天只有200元的补助,和2万元相差100倍。他到国家队也是出工不出力,因为他怕受伤,不用说踢比赛,他连训练的积极性也没有。足球发达国家的球员在国家队获得荣誉可以提升身价,在俱乐部也可以拿到更多的钱。中国国家队的世界排名不高,比不上恒大、上港之类的高水平俱乐部队,所以中国球员对国家队也不重视。中国国家足球队接连输给一些亚洲弱队,与其说是水平不够,不如说是重视程度不够,不是主管者不重视,而是球员提不起精神来,因为他们收入的大头来自俱乐部,在中国很多球员看来,只要他在俱乐部有位置,他们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这便形成了爱国主义的危机。不过话又得说回来,爱国主义在当今世界各国的体育界都面临危机,个人主义和国际主义反倒成为足球界的新崛起的力量。

董路:爱国主义问题值得一说,我还要说说法国足球。法国足球也存在球员能否融进母国的问题。法国球员有好多其实是二代移民,他们的父辈来到法国安身立命,这些二代移民接受法国的教育、法国的文化和法国的青训,并不是简简单单直接从非洲拉来。所以我认为这些法国球员是新移民或新移民的二代,他们既继承了祖上遗传下来的身体,又接受了新文化的熏陶,再加上规范的青训培养,如果这些结合得好,对国家队的选材就有好处,可选择的球员的风格类型就会有更多种类。不像单一民族,风格类型可能基本上大差不差。所以,法国足球队要高的有高的,要快的有快的,要防守有防守的,要力量有力量的,要技术有技术的,再加上一个很接地气的教练,那所有的事情就好办了。其实,法国这种球队从组合角度来讲是自然地带有多元性,并不是很容易组合的,因为文化会有差异,但在足球本身的巨大感召力前,所有的问题都变得不是什么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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